顾炎武人物评价

1、这当然也是因为两宋亦重视基本伦常与教育的缘故。所谓“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

2、清顺治十一年，傅青主因涉及宋谦反清案入狱。在狱中，几番严厉审讯下来，傅青主以绝食明志。史书记载，傅青主“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者得免”。(顾炎武人物评价)。

3、读文化典籍，不同于一般读文学作品，也不能简单地着眼于“文言文翻译”，而要力求让优质文化“活”起来。读《顾炎武文》让我对此更确信不疑。

4、上述“顾学”的变迁说明，作为历史人物，顾炎武的形象，不只是由其自身炼铸成的，而且还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时代和他人塑造。在我当助教的年代，陈守实先生在史学会做过有关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的学术报告。听后，先生有个巧妙的比喻存留于我脑海中，一直未被时间消磨掉。犹记得大意是：历史人物评价高低变化，有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格始终有变动，但它永远只在价值中轴线的上下波动而已。我当时意会，这“价格波动”是因为供求规律，由学者及时代的“需求”在其中起作用。

5、　　(17)《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卷，第12页。

6、《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稱、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

7、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欣赏节目，今天我们就来唠唠顾炎武这位身于乱世的思想家的人生履历吧。(顾炎武人物评价)。

8、《顾炎武全集》是2012年2月14日第一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籍，总共7300页，此书收录了顾炎武现存可证实的全部著述。样样精选顾炎武的底本，其中就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重要代表著作，但整理难度比较大，所以列为次要整理。

9、哲学方面，傅青主打破了宋明儒学正统之见，一反清初多数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独辟蹊径，研究子学。他系统研究并评注百家之学，将诸子与六经并列，提倡 “经子不分”、“经子平等”，冲破了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一开清代子学研究风气之先。

10、关于傅青主的著述，我们不妨来看看其中的部分名单：《老子注》、《庄子注》、《管子注》、《荀子注》、《列子注》、《鬼谷子注》、《公孙龙子注》、《淮南子注》、《周易音释》、《周礼音辨》、《十三经评注》、《诸子注释》、《春秋人名地名韵》、《十七史评》、《性史》(非两性关系之性，意在儒家心性之学)、《杜诗点评》、《续编杜诗》、《会韵小评补》、《元释两藏精义》……以上罗列的书单可谓经史子集兼具，但这还只是一部分。

11、明朝亡之后，傅青主一直从事着秘密反清的活动。

12、在后半生的羁旅生涯中，顾炎武坚守他的遗民身份，终生不渝。康熙十七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联合举荐他，遭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顾炎武以死自誓，绝不仕清。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当时担任清廷高官的徐乾学兄弟，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顾炎武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布置好妻子的灵位，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痛哭失声。“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6岁的长孙。在地下你见到年迈的父母，请禀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

13、大家试想，一个人穷尽一生的精力学习，可以横跨多少领域？高度与深度又会去到哪里？参考傅青主的一生，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学究天人。

14、　　(28)曾国藩谓：“(王夫之)殁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以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见曾国藩《船山遗书》序，王夫之：《船山遗书》第1册，同治四年金陵节署本，第1页。

15、　　(24)《京畿道监察御史崇兴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卷，第3—4页。

16、　　(63)郭曾炘：《请特准将故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从祀文庙折(又附片)》，《郭文安公奏疏》，郭则澐编：《侯官郭氏家集汇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99)，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277页。

17、(苏州市评弹团副团长、、江苏省曲艺家协会评话评书艺术委员会主任国家一级演员)

18、如果我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有充分自信，承认它有着属于自己的发展轨迹，而把东西方文明看成平等的，可以互补的，那么百年前梁启超的遗憾或可释然。实事求是地看，我以为完全可以认定，顾炎武是三百年前我国社会剧烈动荡时期在文化上“承前启后”的杰出代表。

19、其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20、“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他的传世名言。完毕！

21、傅青主出身在官宦书香世家，家学颇有渊源。年幼时，他便有神童表现，博闻强记，书读几遍就能背诵，十五岁补了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试高等廪生(享受国家津贴)。

22、　　(67)涵秋(雷瑨)：《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从祀记》，上海《文艺杂志》，1915年第8期。

23、在明末清初时代，顾炎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非常高，被后人誉为“一代宗师”。在顾炎武清贫的一生里，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他才能成为博学洽闻的人才，并在多个学科领域都达到较深造诣。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是很有开创性的，这也是其能成为博学多才型人物的重要原因。在明末清初，顾炎武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这与其经世致用观念息息相关。

24、　　可是，这时大学士孙家鼐却昌言于众，极力反对黄宗羲和王夫之从祀。本来，在光绪十年陈宝琛发起的对顾炎武、黄宗羲的请祀中，孙家鼐属于主从的阵营，还与翁同龢、潘祖荫等人联衔上疏要求将顾、黄从祀此时的态度却发生了截然的转变，而按照定例，覆奏又须大学士领衔，礼部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得已，本打算将三儒一并从祀的曹元忠只得在详细开列了三人的事迹及学问出处之后，请将顾炎武予以从祀，而对黄宗羲、王夫之未置可否，请旨裁示。这样，礼部的此次覆奏实际上比被张之洞否决的那次更退了一步。

25、黄宗羲的思想主张，并非新思想。而是儒家两千多年前的旧思想。

26、　　(60)《协理京畿道监察御史徐定超奏》，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1卷，第8页。

27、崇祯十年(1637年)王夫之娶同里首富陶万梧之女陶氏，陶氏时年16岁。

28、　　与此前争论双方的论述不同，这次最后的对决已经不再以“道统”、“传经”等从祀孔庙的传统标准为言，甚至也较少涉及学术问题的评价，双方争论的焦点完全集中到三儒学说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尤其集中于《明夷待访录》在宪政中的位置问题。学部侍郎严修等为黄宗羲、顾炎武辩护的奏折中说：“近时新政多所更张，以二儒之遗书证之，如尚兵学、崇教育、罢科举、通军民、重宰相、用辟召、破资格、设乡官、复两汉三老啬夫之职，所谓甄采各国之良规者，二人实先言之。”(61)严修属于积极推行宪政的一派。同样是“复乡官”，同样是“重宰相”，他认为是黄、王应予从祀的根据，胡思敬则以为是二人的缺陷所在，双方在从祀问题上的立场根源于其对于新政的不同态度，于此昭然若揭。

29、其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30、王池良坦言，天下无难事，唯有说书难说，评弹艺术家都是多面手，二度创作、唱腔技艺、精气神的度都需要长期学习。为了演好第二回中土国宝的角色，他自己不知动了多少脑筋。由于土国宝是山西大同人，又非常喜欢苏州评弹。为了表现在土国宝攻下苏州城后的兴奋，王池良特地用山西话唱出了苏州评弹的腔，这也是第二回中不可忽视的亮点。

31、　　(46)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均有说帖赞成三儒从祀，而此次又随同画诺，这本是履行当时的正常程序，不能将他们认定为所谓“主驳派”的成员。户华为即认为：“以礼部尚书溥良为首，邮传部尚书陈璧、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等附和，形成了驳黄派”(见户华为《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8页)事实上，不仅陆润庠、陈名侃已经有赞成从祀的言论，也没有证据表明溥良和陈璧是三儒从祀坚定的反对者。

32、顾炎武汲汲于改变这种趋向。他说：“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而顾炎武提出移风易俗的具体措施则有教育和引导两途。他说：“今日所以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者，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关于教育和风俗的关系，顾炎武进一步强调：“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盖顾炎武认为，无教育，人们放弃基本的伦常，则风俗与政治秩序注定要败坏。他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又说：“人伦之大，莫过乎君父……父子之亲，长幼之序，男女之别，非师不明。教人以礼者，师之功也。”关于对风俗的引导，顾炎武则认为要在全社会推崇名誉，限制逐利。他说：

33、第二是公开。顾炎武坚决反对密疏与留中。他说：“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第三也要慎重其事。他提出“立言不为一时”，所谓“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赞赏“古人重爱其言”。正如允许和听取言论是君主的职责，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发言，则是每一个人的职责。正所谓“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34、顾炎武自小至老手不释卷，出门则总是骑着一头跛驴，用二匹瘦马驮着几箱书。遇到边塞亭障，就叫身边的老仆到路边的酒店买酒，两人对坐痛饮，咨询当地的风土人情，考究其地理山川。如果与平生所听到的不相符，他就打开书本验证，必定要弄清楚才罢休。骑在驴上无事时，他就默诵读经注疏。碰上老朋友，他往往记不起是谁。有时掉到崖下，他也毫不怨悔。顾炎武这样勤学，终于成为学问渊博的大家，没人可与之抗衡。

35、找到王汎森先生的大文，读后大有收益。经王氏缜密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清学第一”之类的影子，最早或可追溯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也只是在经学考据功夫上做文章，谓先生“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底者，以类武为最”。而后，阮元在嘉庆中期抓住了这个官方性的话头，将“国初”改成“国朝”，靠一字之易，转动大门把手，“一大群人便冲开大门蜂拥而入”，打开新局面。汎森先生认为，从这个公案中可以看出道光中期两种顾炎武形象之间的推移，一种是纯粹的经史考证，一种是结合经济以明道救世，后一派逐渐胜过了前一派，恰恰反映了“道咸年间时代思潮的变化”。

36、逐利的问题在于抛弃了基本的伦常价值，顾炎武引述《资格论》说：“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故而，“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竞”。又说：“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

37、顾炎武，初名绛，字忠清，后更名炎武，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五月二十八日生于昆山，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八日失足坠马，后一日殁，得年七十岁。顾氏为一仕宦之家，炎武被过继给早逝的堂叔为嗣，陪伴未婚守节的嗣母。顾炎武三十岁前，一直居乡读书，当时大明已呈风雨飘摇之势。崇祯甲申，顾炎武三十二岁，侍母避居常熟。山河板荡，顾炎武奔徙于南京、苏州等地。清兵入常熟，顾炎武嗣母绝食而死，临终前遗命顾氏不得出仕新朝。后来，南明唐王政权遥授顾炎武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顺治三年，唐王被擒而死。但是，顾炎武仍然游走于江南各地，多次谒孝陵。期间，在他的昆山家乡有人要兴讼狱将其置之死地。虽然最终脱罪，顾炎武决定避祸北上，于四十五岁时远赴山东。顺治十六年，顾炎武四十七岁，访北京天寿山，后又多次谒明陵。康熙二年，顾炎武五十一岁，西向太行，进入关中，此后一直在北方各地旅居，直至在曲沃逝世。在顾氏晚年，外甥徐乾学为清廷所宠信，因曾得到舅父的帮助，想要迎顾氏回乡，但被顾炎武拒绝了。多年间，顾炎武“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堪之”。如此持之以恒，亭林先生以超凡的精力和勤勉完成《音学五书》《日知录》《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绝大著作，以新的方法和风气，开始改变晚明以来学界的面貌。

38、此前，昆剧《顾炎武》作为入选2019年度“江苏戏曲名作高校巡演”的五部大戏之走进了南京林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高校，让广大师生们都深深被昆剧这一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所折服。

39、其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40、　　(25)《陆军部主事裘冕群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卷，第12页。

41、这部作品中有顾炎武的原则和执着，也有踟蹰和犹豫，更有家国和责任担当。在吴伟东看来，在扮演顾炎武时，不仅要展现顾炎武的爱国情怀，还要传达他在30年的游历中坚持学习、坚持创作的精神。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普遍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于艺术行业来说，也应该像顾炎武一样活到老、学到老。

42、其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经史百家及音韵训诂之学等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

43、史家称他“性任侠”。在他自己的诗中也有“剑术惜其疏”，“盘根砺吾剑，金铁满山鸣”的句子。

44、话说，在1645年的那个夏天，家乡遭到沦陷之后，他的嗣母王氏绝食10天而以身殉国，最后说的话就是：“我虽是一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的忠贞臣子，没有负这世世的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顾炎武悲愤欲绝，将母亲的遗命谨记心里，这也是顾炎武后一直反清复明之举的根源影响，后记载在《先妣王硕人行状》中。

45、如果说“名”是名誉，即公共的评价，那么顾炎武所谓“耻”，实际上即对名誉及公共评价的重视。而且，此种名誉并非一时一地的舆论所能决定，具有超越历史语境的永恒价值。顾炎武说：

46、我以为，思想家的历史命运，思想、学说的传播流行，似有一种娇嫩的体格，过冷也不是，过热也不是，极难伺候。过热，则全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明中叶李卓吾就提出过抗议，非自“五四”始有反省；过冷，竟至“打倒孔老二”，连带尽数踩踏传统的纲常伦理，是时有识者预感社会将可能失序，至今体味也确非杞人忧天。暂按下这种当下颇讨人嫌的大话，只说他们都有一种通病，就是对主人公不是真正的恭敬，放着原著不屑遍读，不求甚解，更不愿意遵循知人论世的起码规则，深刻认识主人公的角色命运，认真对话复勘。他们往往无限放大自我，以一已之臆断排挤学术诠释的应然。行为不端者，甚至挟古人以自重，兜售自己的私货;或将古人当其敌对者的替身，大战风车，指鹿为马。如此崇贤或诛贤，均不免以闹剧作结。

47、　　不过，三儒的这种形象并不是由朝廷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清末政治变革的过程中，趋新士人结合传入的西方政治思想，对三儒著作进行重新阐发而逐渐形成的。以上朝臣的议论表明，即使是“体制内”的人士，也在与政治对手分享着同样的思想资源和符号体系。因此，在朝臣中也会出现这样的议论：“(顾炎武)先生上下古今，具绝大学问、绝大经济，实开光绪以来变法之原，而尤合立宪之精意。”例如顾炎武曾说：“圣人者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又说：“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这就是所谓的“欲求公德，必先养成私德者”。顾炎武还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还说过“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得与参政权”。(62)顾炎武的“学问”、“经济”被用公与私、专制与宪政这些时代概念重新解释，于是顾氏本人也就成了合乎“立宪之精意”的“立宪派”。

48、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王夫之惊闻永历帝在昆明亡，李定国、李来亨先后殉国，悲愤至极，续作《悲愤诗》一百韵。二年(1663年)六月，王夫之作《遣兴诗》七十六首、《广遣兴诗》五十八首，号一瓠道人，修《尚书引义》六卷成。三年(1665年)新年，王夫之写《和梅花百咏诗》。中秋，王夫之作《王百谷梅花绝句》。王夫之重定《读四书大全说》。

49、　　孙家鼐的奏疏仍引《明夷待访录》反对“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话，指黄宗羲“总以汤武革命为分所当然”，可是“孔子一部《论语》，数称尧、舜、泰伯、文王，而汤武之事不多见”，而且还说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的话，可见孔子对汤武革命本有微词。孙家鼐更进一步说，“黄宗羲既以汤武革命为臣民应尽之义务，其流弊不可胜言”，一定会“启奸雄窥窃之心，长俗儒浮嚣之习”。(56)“以汤武革命为臣民应尽之义务”一语显得十分生硬，但所谓“臣民应尽之义务”的说法显然是从《钦定宪法大纲》对臣民权利义务的明文规定而来。

50、梁启超似乎说过顾氏为“清学开山祖师”，近年则有“清代经学第一人”“清代朴学第一人”等种种提法。我想，亭林先生自己是绝不会在乎别人如何排座次的。凡是亲见过亭林先生的，都说他“耿介绝俗，不与人苟同”。全祖望在《神道表》里更是率言:“先生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以是不为乡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厌裙屐浮华之习，尝言:‘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了不足恃。”如是观之，先生既看不起当时“行伪而脆”的这类江浙文人，当然也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但若以此而推论先生狂傲得莫名所以，自负天下无敌手，则又大谬不然。试读先生《广师》一文，言“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接着一口气历数相识的十位学者，云“吾不如”其如何如何，对自己的不足与别人的长处了然于胸，丝毫不走眼神。但对自己平生著述，自信有传世待后的价值:“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有种种根据可以推定先生颇怀疑世俗能否真正理解自己的著述，除了前序结尾有含蓄的流露外，也曾在与友人信中写道:“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愧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

51、　　(15)胡思敬：《衡阳昆山余姚三先生从祀孔庙议》，《退庐文集》第1卷，《退庐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4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67—182页。

52、张  衡  齐白石  王献之  郦道元  祖冲之  王羲之  顾恺之  徐霞客  于  谦  

53、　　但三儒从祀与立宪有关，当时即有论者观察及此。《东方杂志》在报道此事之后评论说：“观王、黄之必待请旨，知部臣于《原君》等篇不无惴惴，枢府竟赞成之，立宪前途，影响在是。”(71)执笔写下这段评论的，正是日后奠基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孟森先生。(72)

54、　　新官制的编定在光绪三十二至三十三年，其中地方官制在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而各部呈递说帖议论三儒从祀是在三十三年的春季，正是在新官制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因此，政治改革的争论投射到先儒从祀议案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55、可见，已有的制度化礼义，还需要个人主观方面的廉耻来予以甄别、巩固。那么，顾炎武所谓“耻”是指什么呢？在讨论廉耻时，顾炎武谈到一个具体的例子：

56、为此顾炎武曾万里奔袭，研究淸人边防，暗中抗清。垦荒种菜，自力更生。就是到边境藏起来了，转入地下，让你想杀都找不到。

57、　　“今日编制诸公”，所指即是负责编订新官制的编纂大臣与编制馆诸委员。新官制的编订深受地方自治思想的影响，而顾炎武以其“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主张一向被认作地方自治思想的中国源头之一。胡思敬对于预备立宪根本反对，认为宪政是“上下互相劫制之道”，其结果必然是“争竞之祸愈烈，荼毒之害愈深”，预备立宪之后，“盈廷聚讼，举国若狂”，以至于“内外交讧，国势垂危”，实在是“大乱天下之道”，他甚至要求“取消九年预备清单，停办新政”。(34)他对改定官制反对犹力，曾专门上奏指陈官制改革的弊端，称这种改革“误信讆言，仿东西洋规制，不设吏曹，悉解散其权，倒柄而授之督抚”，将会导致天子失权，“号令不出于一城，不待四邻分割，已成支离破碎之区”的局面，而且“资格一破，人人有侥幸之思”，维新d派就可以趁机窃夺利禄，占取权位。总之，官制改革“破坏会典，销毁则例，一切以意为之，荡然无复限制”，不至于天下大乱而不止。(35)

58、　　(11)关于从祀事件之外有关三儒合称的考察，见何冠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合称清初三大儒考———兼说清初四大儒及五大儒的成员》，《明清人物与著述》；夏晓虹《明末“三大家”之由来》，《瞭望》1992年第35期。

59、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博大精深，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