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自由

1、对存在主义者而言，“焦虑”(anxiety)常常是达致自由的条件，因为焦虑意味对世俗环境所赋予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在焦虑中我们开始重新“遇到”自己。

2、康德实践哲学的厚重就在于，它所确立的权利空间并非基于自然法或自然本性，而是基于超越了“自然法(规律)”的道德法，因而是一个道德的权利空间。这个道德空间不只是允许行动主体应被允许的各种可能的主观爱好或主观需要，同时也打开了一个无限接近最高之善———全然自觉地出于道德法而行动的道德前景。因此，在康德这里，权利空间并非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因为在这个空间之上悬挂着最高之善直至圆善。这意味着，康德自由理论所确立的权利空间是一个有价值导向的空间：第这里人们固然有依自己的主观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权利，却绝没有做恶的权利，因为恶即违背构成权利之根据的普遍道德法；第人们固然可以平庸、懦弱、渺小、卑贱、放纵，但是它们会被这个权利空间置于与崇高、勇敢、伟大、高贵、节制的比较之中，并对它们进行价值排序，因为使人拥有这个权利空间的自由意志，或者更确切地说，把人置于权利空间的自由意志在这个空间之上确立了一个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实践哲学不仅克服了“薄的自由理论”的缺陷，而且足以回应当代社群理论对自由理论的质疑。(哲学自由)。

3、上帝把这一神圣使命的权柄交给人类自己(5)：“自然期望：人完全从自身出发来产生超出其动物性存在的机械安排的一切，而且仅仅分享他不用本能，通过自己的理性为自己带来的幸福或者完善”。自然赋予人以理性和自由，自然意欲人通过其理性自由成就自然的意图亦即人自身的幸福与完善，这实际上揭示的是一切宗教的本质。

4、西方哲学的努斯精神实际上是自古希腊以来个体独立意识的体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独立的，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目的，而这种自由追求是一个从物质向精神的超越过程。真正的自由是精神自由，精神自由则要求超越一切物质世界的世俗的束缚而能动地支配物质世界，应该具有类似于上帝创世那样的原创性。

5、［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Ｍ］．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

6、76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7、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在西方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传统，一条“路线”，它对西方哲学的贡献比唯物主义更大，提升了人的精神生活，并为基督教奠定了理论基础。

8、儒家思想中也有类似的自由观点。荀子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即，君子能控制自己对外物的欲望，而小人则被对外物的欲望所控制。君子与小人之别，存在于是否具有不被物欲所奴役的自由中。(哲学自由)。

9、换言之，“纯粹儒学”的“纯粹”，本质上即“自由”，故“纯粹儒学”本质上即“自由儒学”。

10、(20)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第329页。

11、第人类的理性禀赋需要借助人类的磨难才能充分实现出来。康德认为理性能力的自觉运用需要经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受约束到争取独立的发展过程。理性能力的发挥需要有探讨、训练，需要艰辛的劳作。困难和磨难不是对人类原罪的惩罚，而是人类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闲逸的天堂是没有的，人必须通过行动来赋予生命以价值。大自然让人类脱离出来，走上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人在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的过程中，只有认清所处的阶段，认清所遇的困难，只有埋头苦干，才能把理性所蕴含的自由潜能实现出来。康德反对对人们想入非非的期许。确实，人类要求舒适和满意，但只有投入到劳动和艰辛中，只有通过这些相反的手段，才能够牵引出人类的智慧。

12、将哲学中的这些自由分为三个阶段，不是说它们之间有必然的高下之分，也不是说它们在概念上毫无交集。只是在对“自由”内涵理解的广度上，三个概念之间似乎有着一种递进关系，因此做这样一个排列，权当效颦之戏谈。

13、          刘荣 苦力 林兰英  步钊宇风

14、法者，注重的是如何去现实的解决面临之问题，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自然问题，均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关注具体措施，相信人可以掌握社会和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以方法、法规去解决问题和组织社会。其注重的是结果、效果，这是与儒的不同之处。

15、就此而言，偏好本身、偏好的方式是比偏好的对象更关键更根本的东西偏好的对象可以是自然感性的，也可以是仁义义务，但偏好是否出于自由情感，决定了偏好自然感性抑或偏好仁义义务本身的道德、审美、正义和宗教价值。偏好是最具体最直接的个性表达，但其价值在于其自身内在的方式，这种方式须是普遍必然可传达的。

16、企业软件漫谈(4)-破坏性创新的正解与误解

17、  如何表述“非连续性的变化”：“颠倒”之谜的可能解答

18、康德把道德传统和幸福传统整合于信仰，意在探求人类幸福与完善的可能性路径。他期待于上帝的，是如何成就人类最为渴望又最难达致的理想，这一理想任何意义上的现实成就，无论是审美的、道德的抑或政治的，都可以理解为虔敬和上帝的恩典。

19、走出这个困境的出路不在于否弃自由理论，也许恰在于康德的自由理论。因为康德实践哲学所确立与论证的自由是“超验的自由(dietranszendentaleFreiheit)”，也即能超越自然本性与自然律的自由，而不只是“薄的自由理论”所确立的外在自由或权利空间。而这种超验的自由不仅关涉此世的道德与权利，而且打开了一个可以无限地改善自己、超越自己的可能世界。通过这个世界，我们既克服了带着肉身的生活世界的界限与可能的封闭，也防止了执迷于自然本性而变得太人性了。

20、庄子梦见了自己化成一只蝴蝶，醒来后他分不清到底是自己做了一个变成蝴蝶的梦，还是蝴蝶正在做一个变成庄周的梦。庄子由此悟到“物化”二字。意即，万事万物都在道中相互连接，物可以化为我，我可以化为物。

21、所以这里我们要认真问一问：那种足以把人类带向现代性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觉醒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就新在对人自身的身份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2、对有些人来说，“良知自由”或许听起来很奇怪——“自由，不就意味着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吗?良知只会是一种束缚，怎么反倒成了一种自由？”

23、我们可以说，近代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实践哲学(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工作就是论证权利原则，确立人的自由本质。在这方面的工作上，英国思想家无疑有开启之功。他们在开启契约论这一现代国家学说的努力中，首先发现了人的“自然权利”，并以之为现代国家的立国原则：国家权力的唯一正当性来源就是其成员个体之权利的转让和委托，而国家的目的和使命也首先在于更好地保障、维护所有成员个体那些永远只能保留在自己手上而不可让渡、不可转让的普遍自由权，以及基于这些权利的相关利益。但是，他们对权利原则的论证还停留在自然法与自然本性之上。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然法呢？我们的自然本性(比如理性)为什么会给出这样或那样的自然法？又是如何给出的？所有法则都是通过对意志的规定而给出行动的，那么我们的自然本性又如何能够规定意志？这种能够给出法则并规定意志的自然本性与意志究竟是什么关系？只有深入追究这些问题，才有可能从外在自由深入到内在自由，并真正完成对权利原则的论证，也即为外在自由找到真正的基础。而这样的奠基工作是由德国哲学才真正完成的。

24、 104堂跨越2000年哲学史的智慧课程  

25、第人是大自然的理性的被创造物，理性的禀赋是人类所独具的。康德认为，大自然的禀赋“将在人——作为大地之上唯一有理性的被创造物——身上充分地发展出来”，而“一个被创造物的身上的理性，乃是一种要把它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人作为大自然的理性的被创造物，其理性能力能够使大自然的禀赋在人类身上得到自觉体现，能够使大自然的禀赋在人类身上获得理性知识的形式。通过理性，人类可以把大自然的能力综合于人类自身身上，使人意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目的。理性使人类从大自然的襁褓中解脱出来，使人超越眼前利益，使人变得有目的、有预期、有计划；理性使人有一种为自己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而不是像别的动物那样要被束缚于唯一的一种生活方式；理性使人超越男女之事，“从单纯感官的吸引力过渡到理想的吸引力，从单纯的动物欲望逐步过渡到爱情，并且随之而从单纯欢悦的感觉过渡到起初仅只是对于人物、但后来也是对于大自然之美的品评”；理性使人隐蔽起来可能惹人轻视的东西，以求引起他人的尊敬，使人具有了社会性、道德性；理性使人类获得幸福和美满，食物、庇护所、安全防御、欢乐、见识、睿智，甚至善良意志，都完全是人类理性自己的作品。理性使人类逐步趋于完善。一句话，在康德看来，人类具有借助理性能力实现从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的能力。

26、81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27、人类的行动就是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也就是它使得人的未来可能性得以真正可能：“人的本质力量有其先天的、遗传的基础，它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也是长期人类实践的产物、这种自然的赋予潜在地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此外，还有人们在环境、教育和后天的活动中形成的种种习性。这些习性和自然的赋予最初都是自在的，都要凭着相应的对象——人化的自然，才能充分地发展。如果完全脱离对象、离开主体和客体的交互作用，人的本质力量就不可能呈现出来，也不可能成为自在而自为的德性与才能。”72当下现实性作为自为性与未来可能性作为自在性，经由主客体的交互作用(行动)而相互转化。如此转化有两重维度：一方面，不能脱离历史与现实的具体行动或交互作用，而去虚构某种人类本质来解释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任何特定历史阶段上可能性之转化为现实性、自在转化为自为，都不能完全穷尽人的潜在可能性，都不能彻底消解人的自在性。未来自在的可能性，是无限多样性与无限深邃性。